“当出生于最贫困环境中的小姑娘都知道，她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同样有成功的机会时，我们的理想信念才是真的。”
贤能政治慢慢的变成了首要的社会理想。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各个政客都频繁地谈到这个主题，人生的奖励——金钱、权力、就业岗位、大学录取——都应该根据技能和努力来分配。最常见的隐喻是参加竞争的选手必须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与其功绩相符的地位。
从概念上和道德上看，贤能政治被呈现为与世袭贵族制正好相反的制度，在那里，人的社会地位纯粹是由偶然的出生所决定。在贤能政治中，财富和优越地位是对你功绩的合理报酬，而不是外部偶然的意外收获。
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应按照贤能政治的原则来管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只是认为这样一个世界带有贤能政治色彩。在英国，2009年英国社会态度民意调查的受访者说，如果你想爬上高位，努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或“很重要的”。2016年布鲁金斯学会发现，69%的美国人相信人的智慧和技术获得了奖励和回报。两个国家的受访者都相信，外来因素如运气或出生于有钱人的家庭等并不那么重要。虽然这些观念在这些国家宣扬得最多，但其实，它们在整个世界都非常流行。
决定成功或失败的是功绩而非运气这个观念虽然在世界上都会存在，但它确实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功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好运带来的结果。天赋才能和有时候被称为“坚毅”的刚毅顽强等潜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天赋和生长环境。
这并不是说每个成功的故事都归功于偶然的环境。在《成功与运气》（2016）中，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回顾了导致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办微软的成功旅程，以及他本人作为经济学家的成功中的运气和偶然因素。好运的干预在于赋予人功绩，其次在于提供让功绩转变为成功的有利环境。这并不是否认成功人士的勤奋和才华。但是，它的确表明，功绩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极其脆弱，说破天也不过是间接性的。
在弗兰克看来，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取得的巨大成功，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更真实。当然有很多编程者的技术与盖茨一样好，甚至更好，但他们并没有变成全球上最有钱的人。在竞争性的环境中，很多人有功绩，但成功者很少。差距就是运气造成的。
除了虚假之外，慢慢的变多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相信贤能政治会让人变得自私，更少自我批评，更容易歧视他人。贤能政治观不仅错误，而且糟糕。
“最后通牒博弈”是心理学实验室中常见的一种实验，其中一个选手（提议者）得到一笔钱，并被告知要在他和另外一个选手（响应者）之间瓜分，响应者可能同意也可能拒绝。如果响应者拒绝，两人则什么也得不到。实验重复了几千次，提议者总是提出相对平等的分配方案。如果这笔钱是100美元，大部分建议是在40-50美元之间。
这个游戏的一种变体显示，如果相信自身的技术水平高往往导致更自私的行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中，参加者玩了虚假的技术游戏之后，再开始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提议分配方案。那些被虚假地引导而相信“赢了”的选手留给自己的钱就比没有参与技术游戏的人更多。
其他研究证明了这个发现。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亚历山大·沃斯特罗克努托夫（Alexander Vostroknutov）发现，首先参与技术游戏的选手比参加机会游戏的选手更少可能支持奖金重新分配。仅仅拥有技能的想法就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不平等的结果。虽然这个发现在所有参加者都适用，但在“胜利者”中的表现更为明显。
他们用的“技术游戏”是猎狗抓兔子，机会游戏则是猜数字，电脑在0-100中选择随机数，参与者猜的数字离随机数的距离不能大于10。
相反，感恩研究之后发现，牢记好运所发挥作用的人往往更慷慨大方。弗兰克引用了一项研究，其中仅仅要求受访者回顾外在因素（运气和别人的帮助）对自己人生成功做出的贡献，这些人就比要求回顾内在因素（努力、技能）的人更容易慈善捐助。
